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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而言, 这个革命的第一要务就是需要有效地调整30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运行习惯和结构，构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创新社会，如此才能确保中国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宏大体系付诸实践，建立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改变中国公众和企业的能源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并力争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由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长的战略路线年来不断增加的燃煤使用总量支撑了中国制造经济奇迹，避免了全球范围内因争夺石油而引发较大的国际政治较量甚或战争，它推动了中国商品的全球化，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积累，改变了国际分工的结构、体系和秩序，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

　　这个历史性和平大交易构造的体系主因之一就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进入以纸币为主的通货时代，而且自此38年以来，以纸币换取商品的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是这个国际分工体系得以良性运转的基本守则。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买卖关系中，实际上中国是以高耗能为代价的商品换取了美国、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美元或欧元。中国获得贸易顺差之时，也帮助美国等实现了资本顺差，这是一个多边都能受益的规则。其得以捆绑运行的关键是有赖于中国维持二元抑或多元的经济体制，特别是需要中国维持以煤为主的传统能源体系，以及由发达国家输出纸币资本的同时输出增长的国际交易体系。

　　然而，2008年的全球危机迫使诸多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纸币换取商品的游戏规则有巨大的缺陷，这就是纸币换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了增长。它的基础就是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倘若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历史性大转型，转换自身经济体系的主力结构，并在这个转换之中实现更高的体系竞争。为此，逐步改变纸币换取商品，特别是纸币换取能源或耗能较高商品的国际分工秩序就成为大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这就需要改造诸多现行的国际机制、制度、规则、价值和标准，再用一种共同的理念将世界重新组合起来，而气候和能源、环境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永恒主题，以这个问题作为解决世界分工秩序的基准，发达国家就拥有国际分工高端位置的天然优势，而这个需求置换的本质实际上是再造国际分工新的游戏规则。

　　其二就是一直探索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动力之母能量，而且希望不断使用更高密度的能量运转世界。现在英语中能量一词energy是两个希腊词的组合：是“在之中” 的意思，s是“功、劳动”的意思。加在一起 en-ergi 就是“加进去的功”。因此，能量的变革的本质就是世界之本的变革，其表现状态就是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把握好这样的机遇就会获得创世纪的历史收获。

　　根据联合国人口计划署的统计，公元1700年左右世界人口大约有6亿，这个时期世界能源生产方式面临两个选择，其一，就是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为基础更换人类的能源生产方式，这就需要继续沿用人力、畜力等传统能源路径转向以机械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其二就是以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为基础更换人类的能源系统。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能力，人类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更换了我们人类的能源系统，这个人类第一个以矿物能源为主的工业结构的调整也被称为工业革命。

　　为此，21世纪迫切需要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革命造就全球下一代的能源体系，而信息革命面临的最深刻挑战就是逆转目前的传统能源的消耗方式，以清洁能源建造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这个转变有三个使命，其一就是要以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现有的能源体系，特别是以发展智能互动网为基础提高能源效率；其二就是要逐步更新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利用体系，采用低污染、能够大量获得、可以良性循环的清洁能源体系；其三就是要建造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互动的能源运转体系。

　　第一座大山是以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为人类的主力能源，这种能源系统以石油、煤炭为基础已在地球上维系了300年之久，而今则需要实现以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为主力能源。第二座大山是以不平等的等级制为核心的国际能源分工体系，推翻这个不合理的分工体系，也是推翻新兴国家经济发展之路上的一座障碍。第三座大山是以金融体系来简单定价远期能源商品的能源霸权体系，如以美元定价的石油期货等能源商品体系。第四座大山就是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互动的强制性的能源利益体系，这主要指的是现有的单向运转的能源网络，包括电网、水网、气网等，而今后随着双向化的互动能源网络转型，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重新分配利益。第五座大山是以使用矿物能源为乐的定势习惯和社会心理。

　　相反，如果我们成功地推进能源变革，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就可以通过能源效率的改革获得约束。中国也可能以大约35亿吨年消耗煤炭为基数，辅之以其他清洁能源的消耗，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为了保持未来6年的增长，我们还可能创造性地降低煤炭消耗量以实现增长的目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加快探索下一代的能源、下一代的能源的管理体系和下一代国际碳排放的管理体系是中国建立新竞争力的核心。近30年来，全球经济改革的旗帜乃由中国高擎，但是，能源变革的旗帜却正在由发达国家竞举，未来能源变革的大旗不能仅属于奥巴马的美国，中国必须在其他国家适应能源变革之际速领航能源革命的创新方向，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制高点型的能源优胜发展战略。

　　建筑能耗大约占了中国整个能耗的40%到50%，如把每年新建的10亿到15亿平方米的房屋更换为绿色建筑，相当于中国每年可以减少3亿到5亿吨的煤炭开采；如改建房屋大规模地使用绿色建材，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0年有100亿到200亿平方米房屋的绿色建材内需市场，而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将直接拉动新兴的绿色建筑企业。如成功推动绿色建筑的转型，每年对GDP的贡献大约可达到1%~4%间，一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有望保持10%左右的发展水平。

　　我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海洋人工岛综合发电，以可再生能源置换传统能源体系的运转。近几年，我国风电发展迅速，4万亿元振兴计划尤其侧重了陆上风场的建设，这个战略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将我国电能的主要需求地东部地区和风能的主要聚集地海洋风场有机的结合起来。中国有将近2万公里的海岸线，又毗邻世界太平洋，海上风能得天独厚，具有成为世界上海上风能利用大国的优越条件。为此中国应该加快投资，用5~10年的时间，营建3000个左右近海人工岛，如有可能建造12000~15000台10兆瓦~80兆瓦的高温超导发电机，这相当于中国现有发电总量的50%~70%，同时结合水下潮汐发电等综合管理和全球卫星导航、即时监控、近海电缆传输等系统建立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利用体系，改造中国人民的生产方式，一举改变北能、西能东输的问题。由此，也应该尽快调整中国铁路、公路的布局体系和产业发展计划。为此，我认为应该确立2018年中国风电规划。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大力推进其他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单项运转的电网大概每年损耗2000亿元，如果单项运转的电网、水网、气网，通过加载数字设备和新增其他的传感器设施变成互动网络，每年可以创造巨大的效益。以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现有的能源体系，特别提高传统电网体系的能源效率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第一挑战，它将推动传统电网体系升级为信息化的水平，有可能造就一个与传统电网体系规模相当的创新架构。这将是一个比3G业务更加宏大的产业空间，比3G业务更能够推动内需体系发展的战略力量，这是一个比3G业务更应该迅速投入应用的国家创新业务。倘若2009年就启动国家互动电网的改造，每年至少可拉升国民经济一到两个百分点。因此，互动电网改造应该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先头部队。它可以重组从发电、输电、变电、用电，以及客户本身的能量管理控制过程，实现生产要素的效益最大化，也可以造就世界上最大的传感器产业和世界上最大的智能电网“PRT” 产业。与此同时，我建议三到五年内，中国还应该营建10~20条超导电缆系统，此后可以在城市中心地带营建5万公里的超导电网解决配电网的升级问题，并逐步在10~20年内将我国的骨干电网更新为超导电网。

　　目前中国每年需要消耗27亿吨标准煤，如营建与国家电网同等重要的输气管网，煤炭将在产煤区直接气化，或将煤炭从生产区运载到水资源较好地区，甚至直接从海上通过海水的淡化技术整合尔后气化，然后输送到通达全国的输气管网。倘若我们每年推进一两亿吨煤气化的产业改进，十到二十年之内，可将中国使用的煤炭大部分通过气化的方法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发展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这样，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体将通过煤气化路径获得重要的突破。

　　此举将推进整个中国生产体系的智能化、互动化和节能化。中国应该发展包括中低速的磁悬浮列车在内的电动车辆，其中可超越电动车阶段直接营建智能车辆网络。它包括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车辆基站和网络系统三部分。终端汽车应该逐步实现以工程塑料和碳纤维等材料取代钢铁材料，其他包括营建无限车辆网络管理网络、智能导航和智能交通系统、以传感器为主的防撞装置、雷达系统等智能车。我们城市交通应增加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的建设，北京在试点这个计划，现有高速列车系统也应逐步提高智能控制系统。中国的电动体系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车辆转型体系，对持续推动能源革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