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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0日，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提出了占领北平、天津后组建“报纸、通讯社、广播和国际新闻宣传”这4个领导机构的设想草案。从字迹推断，该报告由起草。报告提出，占领平津后该区域的报纸负责人，在章汉夫、张友渔、钱俊瑞3人中择其一主持。通讯社（应是指进入首都之后的国家通讯社即新华社）由胡愈之任社长兼国际新闻编辑部主任，陈克寒（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范长江（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任秘书长管理日常社务。但这份报告还提出，如果陈克寒和范长江合作得不好，则考虑范长江“参加报纸报刊工作”。

　　起草的中宣部1948年12月10日报告内容后来并未实现，因情况有很大变化而不再提起。首先是继续担任新华社社长。进入1949年后的新华社仍然承担着发布“新华社社论”的任务，经常撰写此类社论。新华社日常事务由副总编辑陈克寒负责。原先担负新华社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范长江转而负责报纸工作，他于1948年12月担任北平“新闻先遣队”总负责人，负责人民进入北平后接收政府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随后又担任1949年2月2日创刊的《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

　　在社长张磐石安排下，华北人民日报社人员于3月中旬之前陆续来到北平，开始在北平出版《人民日报》。范长江奉命先回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新华总社，随后又去了太原前线，进一步学习总结了在大城市接管报刊电台的经验。他于1949年6月初到上海，全面负责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据2011年10月16日在北京访问吴象的记录。吴象原是《人民日报》前线记者、《山西日报》采访科科长，他接待了前来考察工作的范长江。后来吴象曾任《山西日报》总编辑）。

　　建议，为管理报纸、通讯社和广播事务，即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由、陆定一、、陈伯达、周扬、陈克寒、、张磐石、范长江，加上“工、青、妇”方面各一人组成，由任书记、为副书记。对这个报告，毛、刘、周、朱均圈阅。周恩来将原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改为“中央新闻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圈阅件上，的名字圈去了，确定为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周恩来于5月3日批示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

　　1949年8月，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以很大精力投入到《人民日报》社论的撰写，而且编辑部事务也相当繁重。当时的人民日报社人员主要由原邓拓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和张磐石领导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两部分组成，他们来自太行山根据地的南北两端。两报社合并后，在编辑部岗位上原晋冀鲁豫的干部比重要大一些。邓拓切身感受到，两报社原有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存在着差异，乃至原先两支队伍或多或少存在的“山头”意识也会影响到整个队伍的团结和协调，必须要认真对待。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原先的“两大报”和后来的华北《人民日报》长期在中国北方农村办报，编辑部人员对城市工作和生活或是生疏或是原本就不熟悉、不适应，管理粗放。

　　针对以上情况，邓拓于12月1日向主管领导提出报告，并请他转呈、，指出“目前人民日报存在着致命的必须根治的缺陷”。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严重地脱离实际的现象”。全国性的新闻依靠新华社供稿“尚无窘困”，但是关于各地的稿件严重不足，依赖“剪报”，“盲目被动”。2.“游击习气积重难返”。“编辑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多头的，只有笼统的‘大家负责制’，而不是逐级的个人负责制。”3.“干部量多质低，且使用不当，不能发挥积极性”。“现在编辑记者虽还有127人”，但普遍的水平低，甚至编委成员中也有此情况。“在现有干部中，有的资格较老，眼高手低，工作搞不好；有的能力较强，但没有放手使用，也就不敢负责。”4.“行政管理工作对编辑部工作配合不好，对技术改进不积极”。

　　为此，邓拓希望中央向人民日报社增调干部，同时对编辑部进行调整。首先，“增调两三个可以单独担负一般编辑工作、能写评论的领导干部，加强领导”。此处应是指，要求调配几名副总编辑级别、能编报能写评论的领导到人民日报社来。其次，“改组编辑部，以政治与业务即德与才两项标准为主（不强调资历），调整编委、组长（科长）与编辑人员。严格审稿，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加强编辑和计划性政策、业务的检查与总结，建立新闻工作的正规化制度”。